打赏是用户对主播付出的肯定，只要打赏时用户没有受到欺骗或胁迫，事后就没有后悔药可吃。不过，有一个群体除外，那就是未成年人。因为未成年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，他们在判断力、自控力等方面存在不足，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。进一步说，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，未成年人没有资格拿别人的钱去打赏。

　　今年5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《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(二)》明确规定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，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“打赏”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、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，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
　　有了这条规定，在上述案件中，涉事直播平台或许是知道官司打下去自身并无优势，所以才以有利于原告的协议达成庭外和解。此前，要求直播平台全额返还未成年人打赏的难度不小，有些直播公司甚至要求提供未成年人转账的视频，这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而言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　　作为监护人，父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。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，160万元从卡里不断流出，监护人竟然毫无察觉，说明其对子女管教不足。一是没有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，使得孩子对160万元这样的数额缺乏概念，不能及时止损。二是家长日常陪伴不到位，使孩子长期缺乏管理和引导，沉迷于游戏和直播。当然，也正是由于移动支付的便捷，才使得这些问题被充分暴露出来，不过，若想根本解决，家庭教育是最根本的一环。

　　直播公司不可能对未成年人打赏的现象一无所知，也不会没有技术手段予以规避，有的直播公司之所以百般推脱和抵赖，更多还是出于利益考虑。现在不少网络直播平台都上线了“青少年模式”，但有的只要输入密码，该模式即可轻松解除。略显脆弱的防范机制，说明直播平台伸出来接受未成年人打赏的手，并没有彻底收回去。

　　为了避免“青少年保护模式”流于形式，监管部门应当对直播公司和游戏公司提出更高要求。譬如，强制要求执行“注册实名认证+支付前人脸识别”的双认证系统，只有注册用户信息和人脸识别相匹配时，方可成功打赏。此外，还可以要求出现类似纠纷时，直播公司承担举证责任——如果不能证明是成年人打赏，那么就应退款。如此，才可一定程度上避免未成年人借用他人身份打赏，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更加健康的娱乐环境，避免发生类似纠纷。